篡位者的子孙，昏君的标签，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似乎永远活在争议的阴影里。他一手终结乱世，却也亲手埋下帝国速亡的祸根。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饱受诟病的帝王，却得到了“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极高评价，甚至亲自为他撰写史论，肯定其功绩。究竟是英雄惜英雄，还是另有隐情？
继承者的枷锁，权力基础的先天不足
司马炎所处的起点，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夺目。司马家族的权力之路，沾染着曹魏政权的血色。
他的祖父司马懿曾残酷清洗政敌曹爽及其党羽，父亲司马昭更是默许部下当街弑杀在位皇帝曹髦，这在当时无疑极大地冲击了皇权的神圣感和传统的忠君观念。
作为通过这样一条并不光明的路径最终登顶的继承者，司马炎的皇位天然带着几分“原罪”，其权力基础远不如那些扫平六合的马上皇帝来得稳固。
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并非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近在咫尺的亲弟弟——齐王司马攸。说起来复杂，司马攸原本是司马炎的同胞兄弟，却因为伯父司马师无子而被过继。
法理上，司马攸承袭的是伯父的宗祧，而司马师原本才是家族内定的权力核心。若非司马师英年早逝，司马攸羽翼未丰，恐怕轮不到司马昭接手，更遑论司马炎。
司马昭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为了稳定人心，曾多次公开表示“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司马攸继承权的优先性，甚至流露过传位给司马攸的意愿。
当然，真到了抉择时刻，私心难免占了上风，司马昭最终还是将大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司马炎。
可是，与曹操精心为曹丕扫清障碍不同，司马昭病入膏肓之际才确立司马炎，根本没时间也没能力彻底拔除司马攸盘根错节的势力。
司马炎这位“无功受禄”的新君，面对着一个在朝野拥有极高声望、理论上比自己更能“打”的弟弟，其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司马攸的存在，就像悬在司马炎头顶的一把利剑。
与此同时，依靠九品中正制崛起的世家大族早已渗透朝堂，攫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对皇权的潜在制约同样不容小觑。
司马炎想要坐稳江山，就必须在这些强大的内部势力间寻求平衡。他花了相当长时间培养自己的班底，也试图通过将司马攸列入开国功臣祭祀名单等方式，将其限定在“人臣”的框架内。
可司马攸的党羽实在太多，加上他比司马炎年轻，理论上更“长寿”，一旦司马炎先走一步，司马攸极有可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掌控朝局，废立皇帝也并非不可能。
咸宁年间洛阳的一场大疫，司马炎一度病危，朝中夏侯和等人便密谋拥立司马攸，连司马炎的心腹重臣贾充都态度暧昧，可见危机之深。
大病痊愈后的司马炎，决心彻底解决司马攸问题，甚至将筹备多年的伐吴之战也纳入了削弱司马攸势力的整体规划中。
即便如此，当他最终决定将司马攸遣回封国时，仍然遭到了朝臣们排山倒海般的反对，连宠臣荀勖、张华，以及发小羊琇等都为司马攸求情。
羊琇甚至扬言要“清君侧”，足见司马攸势力之大，也反衬出司马炎处置这位兄弟时所展现的“宽容”背后，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力有不逮的无奈与政治计算。
唐太宗后来修史时对司马攸的“贤能”大书特书，难免不让人联想到他自己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经历，史书中的赞美，有多少是真实写照，又有多少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值得玩味。
《晋书》里对司马攸的夸赞，细究起来多是名望高、人缘好、孝顺之类的空泛之词，其真实的政治才干，恐怕未必能与其声望完全匹配。
面对世家大族，司马炎似乎也采取了一种妥协甚至纵容的态度。他默许士族阶层享受奢靡浮华的生活，或许是想以此消磨他们的政治野心，换取他们对自己权力的支持。
为了弥补家族篡位带来的合法性缺失和忠诚信仰的崩塌，他还大力倡导“以孝治天下”，试图用“孝”这根更古老的伦理纽带来重新编织帝国的统治秩序。
这些举措，短期内或许有助于稳定，长远看却也助长了西晋官场的腐朽风气。
仁德之名，还是驭人之术？
终结近百年乱世，将分裂的版图重新拼合，司马炎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历史使命。统一之后，如何消化胜利果实，安抚各方人心，成为新的考验。在这方面，司马炎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宏”。
他对前朝废帝的处置，堪称史无前例。曹魏末帝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不仅食邑万户，更允许他在封地内使用天子旌旗，沿用曹魏的正朔，上书不称臣，朝会不叩拜。
这份待遇远超历代亡国之君，陈留国甚至一直延续到南朝刘宋建立，长达两百多年。对于蜀汉后主刘禅和东吴末帝孙皓，他也分别封为安乐公和归命侯，给予了体面的生活。
哪怕刘禅说出“此间乐，不思蜀”这样没心没肺的话，孙皓在宴会上用“我在南方也给陛下准备了这样的座位”来挑衅，司马炎都只是一笑置之，未予追究。
李世民盛赞其“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些表现。 朝堂之上，气氛也相对宽松。
大臣刘毅敢当面批评司马炎，说他只能和汉桓帝、灵帝那种卖官鬻爵的皇帝相比，甚至还不如，因为桓、灵卖官钱入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如此尖锐直白的指责，放眼整个帝制时代都属罕见。
司马炎非但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事后刘毅照样升官。
灭吴的大功臣王濬，因为对战后封赏不满，常常在司马炎面前发牢骚，有时甚至招呼不打就拂袖而去，把皇帝晾在一边。
面对这种近乎“欺君”的行为，司马炎也“帝每容恕之”，还替他向打小报告的人辩解，说不能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抹杀他的赫赫战功。
对于心怀故国、不愿出仕新朝的前蜀汉大臣李密，司马炎也表现出难得的理解和尊重，不仅不再强征，还在生活上给予优待。
倘若换个猜忌心重的皇帝，恐怕早就给李密扣上“追思前朝，心怀异志”的帽子了。
然而，这种“宽容”是否全然出于仁德，还是包含了高明的驭人之术？或许兼而有之。毕竟，对于一个根基不稳的新王朝而言，展现宽宏姿态，是争取人心、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
但凡事皆有两面，他对匈奴左部帅刘渊的信任和优待，就显得毫无原则。司马攸曾劝谏说刘渊非池中之物，日后必反，司马炎却不以为意。谁能料到，这份“宽容”竟是为日后的“西晋掘墓人”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面对北方日益复杂的民族局面，司马炎大体上选择了延续前朝的羁縻分化政策。对于江统那篇著名的《徙戎论》中提出的大规模强制迁移内迁各族的激进建议，他并未采纳。
这或许是出于现实考虑，毕竟强制徙戎极易引发大规模动乱——想想此前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的叛乱就让西晋头疼了九年。
直接对所有内迁部族动刀，风险实在太大。司马炎选择了稳妥，但也错失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会，只能说，这是他那个时代局限下的无奈抉择。
为固权柄，却埋下祸根？
江山初定，如何确保司马氏的天下长治久安，始终是压在司马炎心头的重石。除了应对外部挑战和安抚内部人心，他还得解决权力结构本身的问题。
他采取的一大策略，便是大封同姓宗亲，授予他们军政大权，试图构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藩屏”体系，来拱卫中央，同时制衡日益强大的世家大族和潜在的权臣。
讽刺的是，这项本意在于加固统治的举措，最终却养虎为患，直接催生了断送西晋国祚的“八王之乱”。
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们，在司马炎死后不久便开始了互相攻伐，将刚刚统一的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皇权，尤其是在与司马攸的暗斗以及平衡朝臣势力中占据主动，司马炎也相当倚重外戚力量。
他的岳父杨骏及其家族、以及后来成为太子妃家族的贾充势力，都先后在朝中权倾一时。
这在特定时期或许起到了巩固皇帝地位的作用，但也为日后外戚干政、后党乱权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八王之乱”的序幕，严格来说并非诸王直接争斗，而是由皇后贾南风势力与太傅杨骏势力这两派外戚的火并率先拉开的。
而在最关键的继承人选择上，司马炎更是做出了一个令后世扼腕叹息的决定。他最终选择了智力发育存在明显缺陷的长子司马衷为太子。
这个决定背后，固然有维护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原则以求稳定的考量，恐怕也无法排除借此打压才能出众、人望又高的弟弟司马攸继承希望的深层动机——立一个“弱主”，总比立一个可能威胁旁系的“强藩”要好控制。
即便他曾考虑过其他儿子，比如才智尚可的司马柬，但命运弄人，司马柬在司马炎去世仅一年后也病逝了，且无子嗣。历史似乎并未给他留下太多更好的选择。
为了给这位“不慧”的太子保驾护航，司马炎又为他选择了一位强悍的太子妃——权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
这更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联姻：一方面，为太子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岳家作为后盾。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将权势熏天的贾充更紧密地捆绑在太子的战车上，同时离间贾充与司马攸的关系。
司马炎或许设想了一套权力制衡的方案，但他显然低估了贾南风的野心和破坏力。至于贾南风日后引发的一系列乱政，并最终点燃“八王之乱”导火索，那已经是司马炎无法掌控的身后事了。
短暂统一背后的致命平衡
回看司马炎的一生，他的许多决策，与其说是雄才大略的主动擘画，不如说是在继承来的复杂局面和重重限制下的艰难腾挪。
他面对的是一个权力根基不稳、世家尾大不掉、宗室内外矛盾重重、边疆民族问题潜伏的烂摊子。
他需要篡位后的合法性重塑，需要世家大族的支持，需要平衡宗室的力量，需要消化新征服的南方，还需要处理北方内迁民族带来的隐患。
他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强调“孝道”、容忍士族奢靡、大封宗室、重用外戚、对前朝宽容、对边疆羁縻——似乎都是在试图解决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并努力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确实做到了，至少在他生前，西晋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与相对和平，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之治”，社会经济一度有所恢复，被李世民称赞为“民和俗静，家给人足”。
但他精心构建的这套权力平衡体系，高度依赖他个人的权威和政治手腕来维系，一旦他撒手人寰，这个平衡便迅速瓦解，所有被暂时掩盖或压制的矛盾立刻总爆发。
西晋的速亡，原因极其复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个层面，绝非司马炎一人之过。门阀政治的固化、社会风气的败坏、阶级矛盾的尖锐、民族冲突的积累，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